“解忧最多跑一地”浙江探索社会基层治理新路径

原标题：“解忧最多跑一地”浙江探索社会基层治理新路径 “解忧最多跑一地” 浙江探索社会基层治理新路径 （ 2021-05-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关注·行走中国 这是浙江省安吉县矛调中心接访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王升摄） （记者李忠发、孟娜、殷晓圣、张博文）原本拖欠了一年多都没解决的欠款问题，谢澜（化名）通过县里的矛调中心，只用了10天就得到了满意答复。 “想不到调解比打官司效率还高，矛调中心真是我们的‘解忧超市’。”谢澜说。 浙江省安吉县的谢澜和安徽省芜湖县的沈明（化名）原本有着多年生意往来。近两年小沈生意不好，欠了小谢5万多元茶叶款，拖了一年多没有归还。谢澜气不过，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打官司不仅要付诉讼费，且耗时、耗精力，至少得2个月才能宣判。即使判了，对方也不一定马上就还。昔日的生意伙伴还成了冤家。”参与本案诉前调解的人民调解员朱国炎向小谢提出，不打官司也能帮他要回欠款。 另一边，朱国炎劝说小沈及时还款，“欠钱不还，法院肯定会判你败诉，留下案底后，可能会对你的征信带来负面影响，连贷款、坐飞机都会受影响”。 几番来回沟通，沈明终于同意还钱。不过因为手头紧，她希望分期付款。谢澜表示认可。一桩本已闹上法庭的民事诉讼，在老朱专业和耐心的调解下成功化解。 “这只是我们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家长里短、邻里矛盾，还是劳资金融纠纷、民告官，我们都会提供专业援助。”过去半年，经朱国炎调解成功的就有63件，涉案资金达340余万元，帮农民工讨薪完成17件，追回劳务工资61万余元。 朱国炎介绍，矛调中心的好处在于，民众“解忧有门”了。即使是复杂矛盾，也不一定闹上法庭。只要双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一样具有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刚柔并济”化解难题。 朱国炎原是安吉县司法局三级调研员，由于精通法律、热心谦和，退休后被聘为中心的人民调解员。和他一样，另有8位调解员也从行政事业和法律服务岗位退休，发挥余热。他们所在的浙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2020年共受理了6500多件矛盾纠纷。 安吉矛调中心副主任沈高飞介绍说，矛调中心是化解民众矛盾纠纷的“终点站”，目标是让老百姓“解忧最多跑一地”。这里集合了信访、公安、法院、检察院、人力社保等18个部门，就像一家医院，民众遇上任何问题，都有各部门专家来解忧释怨、“对症下药”。 截至目前，在中国东部拥有6500多万人口的浙江省，省内90个县级区划、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矛调中心已基本实现全覆盖。2020年浙江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134.9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66.2万件，化解成功率高达94.9%。 去年，为提升基层矛调中心的运转效率，浙江还研发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系统，运用数字化全过程留痕，实现矛盾纠纷处置的全程闭环，保证民众的纠纷件件有回音。 安吉矛调中心专职副主任王忠说，理想状态下，社会矛盾纠纷65%要在村里化解，25%在乡镇街道化解，剩下10%实在没法解决的，才上交到县级矛调中心。 在矛盾萌芽状态下解决问题，切实提升了民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调查显示，2020年，浙江省内刑事案件从2015年的66.68万起下降至24.19万起，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跃升至97.25%，浙江成为中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当前，浙江各地县（区、市）的矛调中心也因地制宜，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如杭州余杭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智慧治理；丽水缙云等山区县设置流动型信访代办员，打造“服务解忧站”；舟山一些偏远海岛实行“信访漂流瓶”制，在交通航船上增设信访箱，方便岛上居民解决困难…… 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概念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在此前调研浙江湖州的矛调中心后提出，中国治理遵循“科学、民主和法治”原则，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不断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使得政府与社会能够紧密连接。 如今，这项社会基层治理改革也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无论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还是西部的重庆、西安和拉萨，民众都有了一站式“解忧超市”。 朱国炎给自己的调解室命名“暖心工作室”，“希望调处矛盾的过程和结果，都能让当事人感到温暖和舒心。”他说。（李忠发 孟娜 殷晓圣 张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