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面对镜头，父母们竟无言以对？

　　新华社上海2月2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潘旭郭敬丹)时逢元宵节，新华社记者从安徽阜阳跟随务工人员前往上海等地，途中通过在火车站架设“亲情聊天点”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子女对话的空间，并记录下了父母们对留守儿童的远程留言，20多位父母在镜头前真情流露。 

　　面对留守老家的孩子，父母们的三种普遍表现出乎记者意料：重复说话、沉默以及谈钱。

　　让农民工父母们对镜头说两句话很不容易，都说自己“嘴笨”“不会说”。但当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假想孩子在面前，话就多起来，但苦于功底有限，所以只能絮絮叨叨地重复一些词。

　　在东莞做废品回收生意的李振喜对一儿一女不间断地说了5次“要听话”和4次“希望你身体健康”；将赴深圳打工的李中波颠来倒去地说着“思念”和“想念”；23岁的杨思红一开始不愿意坐在镜头前，但当摄像机打开、记者离去后，他絮絮叨叨了3分钟，都是对2岁孩子的祝福和对留守老人辛苦带娃的歉意，直到一旁的妻子赵倩倩提醒即将发车才打住。

　　对孩子，哪对父母真能“无言以对”？镜头里，很想说但又不会说的那种“挤牙膏”般的表情已经流露出了他们对孩子的感情，这跟平日记者拿着话筒想采访他们时对方的转脸躲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重复说话类似的是沉默，这发生在不少妈妈身上。38岁的王霞在镜头前教育三个孩子“在家乖一些”，吐了十来个字后便一言未发，直至起身离开。关摄像机后她对记者说：“我没法说下去，怕自己哭，临走前两个小孩拉着我不让我离开。”

　　33岁的临沂个体户乔夙瑕在镜头前有个习惯动作，每说一句话就抿嘴低头，间隔3-5秒再抬头看摄像机说下一句，直至一口气清晰地说出“妈妈在这里对你说一句对不起，我们对你的爱太少了，对你的关怀太少了，只有在电话里才能对你说几句唠叨。”这句话；25岁的李静在说完“就说那么多了。”之后还不离去，沉默一阵后又继续说：“这是妈妈最后一年出门(打工)。”伴随着中间沉默的还有一声沉重的“唉！”

　　叹息声背后是无奈的现实。近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从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五个维度着手，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当然，这对实际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农民工父母们却无一人知晓，他们只知道，要把孩子带在身边，除了需要钱，还是钱。“没钱”几乎是上述所有父母把孩子留在老家的一致原因。

　　在温州打工的孙灯红说：“带着小孩，每个月上学就是1000多块钱，加上吃啊、用啊，都需要钱，家里老人身体不适也需要钱。”在上海做建筑泥瓦工的朱纯刚说，哪怕孩子可以异地接受免费义务教育，也不会带孩子来，“老家有地，最起码不会为口粮发愁。”

　　29岁的傅雪燕在所有受访者中经济条件较好，是惠州私营企业的白领，她坦言，就算学费、吃穿都不愁，夫妻二人早出晚归无法照顾小孩，只有把家里二老一起接来，但这样又增加了住房等生活成本，城里人爱请的月嫂，对他们是种奢望。“况且把老人接来，哥哥留在乡下的孩子由谁来照顾呢？”

　　笔者接触过很多城里人，为了孩子能享受到好的教育，不惜重金买学区房、读私立学校，“读好书有出路”的道理这些务工夫妻也懂，谁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享受城市里的教育和天伦之乐？

　　他们不是“生而不养”，而是无奈地在现实和亲情之间挣扎，最终选择了在城乡之间穿梭，一年一次，频率很低，低得笔者不确定明年回家时，李中波6岁的孩子是否依旧喜欢他承诺带回的玩具飞机，李静2岁的孩子是否还会在叫“妈妈”之前犹豫，毕竟，与之相比，孩子们长得太快，变得太快。